深圳是经济特区，而非教育特区。在深圳采访的几天里，数位教育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那些曾经为深圳教育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教育工作者们，而今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  张彦玲说，23年前，她是带着激情而来的。她想在深圳这片有着两种制度文明滋养的地区，种下自己的教育梦想。深圳实验中学原校长金式如说，虽然他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深圳，但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是，在深圳特殊的城市发展阶段里，他治下的学校终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。

  不过，从教育资源增量来说，过去30年，深圳教育确实获得了飞速发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深圳教育在城市化裹挟之下，始终疲于应付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。

  当然，必要的资源扩张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。只是，与其他城市不同，深圳是一个从边陲农业县直接过渡而来的工业城市，它没有厚实的教育家底，更没有足够的教育存量。因此，其教育发展必然是紧随经济容量、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。这就好比一个饿汉，突然有了充足的食物后，就会试图通过大量进食缓解生理上的饥饿感。可以说，一穷二白的深圳要想迅速发展经济，成为现代化城市，就必须对城市教育、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“补课”。

  然而，年轻的深圳毕竟是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移民城市，其发展主要依赖庞大的“三来一补”式的加工业。而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依托于大量廉价劳动力。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产业布局，客观上既给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众多变数，又构成了一个城市发展悖论：一方面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城市快速扩张教育、医疗卫生和文化设施等公共资源，另一方面产业的特殊形态造成城市人口结构严重倒挂，这又要求城市公共资源建设得采取适度从紧政策，以应对因人口外流而可能造成的资源闲置困局。

  事实上，近两年，随着劳动力廉价供给时代的终结和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，以及产业结构调整，深圳人口已经出现了反向流动的迹象。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制度性调整也给教育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虽然深圳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城市化进程，但实际上，城市资源增量仍未跟上城市化步伐。也就是说，自特区建立以来，深圳教育始终忙于“赶车”。这既是深圳教育发展的特殊性，也是国内许多中心城市将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。

  理论上，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，灵活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创新思维会自然传导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。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教育，本可以与经济改革试验互为张本，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教育思想在深圳这支“改革试管”内，相互碰撞，形成独特的教育模式。但是，城市的超常规发展分散了深圳教育的精力。

  从本质上说，教育是一种中长期战略投资，其投资收益是以人口素质结构的改变、教育对GDP的贡献和整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来体现的，不仅是量的扩张，更重要的是对质的追求，对教育本质功能的回归。

  当然，处于转型期的深圳，各项政策还在调整，而有着全国一流硬件设施的深圳教育，能否在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中走出困境，产生出示范全国的教育模式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深圳能否在迷失中找到回家的路。就在记者离开深圳时，深圳市正在组织人马赴内地调研代课教师问题，寻找“药方”。